閱讀書籍：受壓迫者教育學
全球化是一個廣義的社會發展歷史過程，能不停減少地域對各種政治、文化、經濟、社會觀念的限制，使人們能參與更多跨地域的活動，而全球化也不僅是社會上客觀制度和物質層面的改變，更涉及個人對全球意識的認知及覺醒，正如我們去霧峰時參觀了「民生診所」、「民主時刻館」、「林家」，這些地方都記錄了日治時代的殖民統治對於當時台灣人民的衝擊與影響（有好也有壞的部分）——好的是，台灣在公共衛生與醫療上得到相當程度的改善，在死亡率的降低上也有很顯著的效果，但因為當時的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在許多方面仍會面臨到「被剝削」的困境，例如：經濟、自主權等等，因此才會陸陸續續出現一些抗爭活動，希望可以藉著社會運動的努力改善自身的處境，減少全球化與殖民的差別待遇對於台灣民眾的壓迫，這也讓我想起受「壓迫者教育學」這本書中的一段話：反對話的行動常伴隨著現實的、具體的壓迫性情境，對話性的行動是對處境進行革命性取替時所不可或缺的。在一個客觀的壓迫環境中，反對話成為壓迫者要進行第一步壓迫的必要工具——不但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被征服者的語言、表達方式、文化都被剝奪。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會有林獻堂主導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他們期待可以透過「對話」表達自己的意見，讓日本聽見台灣人民的聲音，積極捍衛本地的權益，也許能做的事情不多，但也同書中所言「所有真正的見證，都與敢於冒險有關，它們可能會遇到下列的危險：領導者總不會立即贏的民眾的向心力。可能在某一個時刻內，見證不會有這豐碩的成果，但在其他情形下，它也有可能在第二天就有結果。由於見證不是一種抽象的態度，而是一種行動———它是一種與世界與群眾的相遇——它不是靜態的，這種動態因素會在其所發生的社會背景中變成一部分；從那時開始，它就不會停止對於社會背景的影響。」雖然議會的請願活動並非一帆風順，之中也受到統治者的壓迫（例如：警察的介入），或是民眾因不了解或無能為力而缺乏熱忱，但由於他們的努力不懈，台灣終於擁有投票的機會，即便在很高的門檻之下，許多台灣人仍然願意付出成本、時間去參與投票。
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對於「民主」的療癒，縱使書中提到：福利方案中的行動會成為一種麻醉的工具，以轉移受壓迫者的注意力，使其注意力由問題的真正成因與具體解決方式轉移開來。但我不完全認同這個觀點，因為民主的進步與推進本來就是循序漸進的，是先人們前仆後繼的成果，現今的民智也是建立在巨人的肩膀上，在這些過程中，被壓迫者逐漸擁有了「自由」的意識，而壓迫者也願意妥協、調整，雖然無法馬上改善上對下的從屬關係，可是每一次的進步都離目標越來越接近，所以我認為，我在民主時刻館和林家花園中都看到了蠻多「民主進步的契機」，是對自由意志的療癒，也與蔣渭水演講中的一段話意義相似：台灣人現實有病了，這病不癒，是没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會不得不先著手醫治這個病根。我診斷的結果，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治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治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研究並施行治療的機關。
此外，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相對民主、自由的社會，台灣的人民現在可以自由地討論政府、政策、發表言論等等，也是因為我們擁有的意志，所以我們才可以為不同的群體發聲，正如：尖石鄉的農民們，當他們遇到的困難時，他們可以有管道尋求些許協助，也不會像以前殖民時代的台灣人或原住民被統治者剝削經濟的利益，他們有能力可以制定策略（例如：分級制度、有機種植認證）提高獲利，雖然還是存在著一些待處理的問題，但因為想法的覺醒，所以有更多人願意思考解決這些難題，而我也在走讀課程中，看見了許多之前不曾接觸的情形，即便目前的自己可能做不出太實際上的幫助，但也如前幾段的文字所言，處理的過程本非一蹴可幾，理解才能試著思索解決之道，而足夠的關注也能促進政府或是NGO介入幫忙。
最後，無論是書、走讀課程，還是演講，雖然這是我第二次參加課程和去尖石鄉，不過在這本書中，我更理解了走讀宗旨的基石，在霧峰和新竹的課程中，我看見了以往不曾關注或不清楚的議題，也獲得更多元的想法，在四場演講與老師、助教的講解中，我聽到了不同面向的思維，也拓展了我對於台灣文化、歷史的思維與了解。